上海疫情故事：隔离点的百态人生

　　刚来在办公室住下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和窗户的玻璃一样灰蒙蒙的。地上墙上床上哪哪儿都是灰，大家的咳嗽也眼见着厉害起来，晚上睡觉咳成一片。好在我们这办公室有两扇推窗，能打开十多厘米的缝隙。于是赶紧开窗。

　　可过了一会，窗户对面十米开外坐着的工作人员不乐意了，拿起大喇叭让我们关上窗户。有人起身关了窗户。一夜咳嗽。

　　第二天一早，我把窗户打开，并在群里告知工作人员，窗户我们必须要开，这是唯一的通风口。请对面的工作人员把防护服穿好。没有人回复，但也没人催我们把窗户再关上了。

　　楼对面的工作人员

　　我们这间办公室住了25个人，我这一溜都是外地打工者，有一位大叔直接穿着蓝色的清洁工服装来的。这位大叔电话不断，我听不懂说些什么。只能大致听出，他在跟家人报平安，围绕着两点，第一，他身体很好；第二，这里吃的喝的都是花共产党的钱。大叔估计有些耳背，手机铃声巨吵，说话如打雷。大家选择了忍耐。

　　哪怕我们这条件简陋，群里有人问这里还收不收人。住在我不远处小张的老公（属密接人员）此刻在外面风餐露宿，三餐无着落，如果没有地方收留他，恐怕在外面连口水也喝不上。

　　大家有些惊讶，怎么会流落街头？小张说她老公属于旅居上海，本来在酒店隔离，后来酒店所被政府征用，半哄半骗让他搬出来了。现在进入任何地方都需要查看随申码，因为他是密接，人家看他黄码，哪儿都不让进。

　　他只能在路上晃荡，警察来询问，一听他这情况，也不想管，还让他离远点。群里的管理者说自己只是志愿者，负责管理大家的日常生活药物需求。转运不归他管，他不清楚。

　　大家就很愤恨，把所有相关的电话号码找出来，一起帮忙打电话求助。可是这些电话要么占线，要么无人接听。我们真替小张着急。

　　后来听小张说，她老公已经被安排到酒店，不用在外流浪了。大家松一口气。

　　隔离到第三天，厕所里的卫生条件更加恶化。地面污水横流，因为没有垃圾桶，大家只能把用过的卫生用品直接扔在地上。

　　我在厕所里见着这糟心的一幕幕，想到了一个办法：努力避免把目光落在地面或者其他脏的地方，似乎有那么一丢丢效果。

　　当我为自己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而庆幸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大喊：我们要做核酸。而且还不止一次。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

　　可等我从厕所里出来之后，声音又没有了。走廊里一切如常，开水炉子前排着长龙，地面星星点点的烟头。难道是我幻听啦？

　　我一边回到办公室的折叠床，一边想要给刚才的情形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没想到在我住的办公室里遇到两个女孩正在和其他人讨论做核酸的事情，赶紧过去声援她们。

　　她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在她们办公室外面是一条马路，此刻居民正在排队做核酸。我们一帮人去窗口大喊要求做核酸，应该能够吸引到一些注意力。

　　很快一群人聚集到了指定区域，开始对着窗外大喊要做核酸。可是马路上的核酸队伍并没有鸟我们，反而把我们当疯子看，然后把我们当空气，假装听不到继续看手机。就连大白本来已经拿起喇叭准备让我们收声，也都放了下来，继续在他的地盘上踱步。

　　窗外的马路，只有核酸检测才能见到居民在排队

　　我们的叫唤没能吸引到路人，但吸引到了更多的隔离人员。大家开始往电梯口聚集。那里一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坐着看手机。见到这么多人堆过来，有点慌，把自己的搭档也叫了上来。

　　一位50多岁的大姐看出他们有些慌，先安慰到：小伙子，我们需要找这里的负责人。小伙子战战兢兢回答：我只是被派遣到这里来负责保洁，我不认识什么负责人。人群里一个年轻小姑娘不干了：没有负责人，那就是没人管了，那我们可以下楼离开咯。说完直接按下了下楼电梯。

　　电梯口，平时志愿者就在这儿坐着

　　另一个小伙子说：楼下被锁起来了，我也没有钥匙，而且你下去是恶意传播病毒，昨天有人想擅自离开就被警察带走了。我们各自在心里默默地掂量这几句话。

　　这时，电梯门开了，一位穿着市容管理制服带着口罩的中年男士上来。他还没开口，一群人就围着他要求他安排做核酸，要求给厕所打扫卫生，要求多几个电水壶等等。

　　人群里的诉求说得差不多之后，制服男子开始打太极：我也和大家一样因为核酸阳性被安排在这里隔离。我会把大家的诉求传给领导。大家不要着急，请耐心等待。

　　这个答案大家很不满，一个情绪激动的年轻女子指出：已经三天三夜了，除了三顿饭，这里根本就没人管。还要再等三天三夜，或者闹出人命才管我们吗？

　　至此，一场正面冲突似乎无可避免。可是另一位中年大妈站了出来说：你也是病人，我们不为难你。要么你告诉我们你的领导是谁，我们来问问啥情况。

　　制服男子听完卸下要打一场硬仗的准备，说到：你们把诉求说出来，我一定传达到。

　　大家想吵架不管用，先看看问题能不解决，不解决就再闹，反正有的是时间。于是我们排队一个个表达诉求，老年人要降压药控血糖药，妇女要热水壶，清洁工具，厕所需要垃圾桶，这个场所需要每天消毒，最后大家都需要核酸。

　　回到各自床位，很快群里传来消息，明天会做核酸。第二天一早，水壶垃圾桶，所需药物也都收到。

　　早些年我看杨绛先生写的《干校六记》，有个场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研究所里的人被一批批送到干校，送行的人表现得特别克制，甚至有些麻木。我当时想这恐怕就是人面对重大危机时最常见的反应了吧。

　　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也面临一场危机。但是大家选择了把困难尽量说出来，这一方面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基于一种信念：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切终会过去，虽然不清楚还需要等多久。

　　把困难和诉求说出来，不仅可以排解负面情绪，也能获得理解甚至帮助。记得最早小区开始组织核酸，有人一边排队一边抱怨，组织怎么这么混乱？！听闻此言，志愿者并无韫色，笑答，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啊。一场冲突瞬间瓦解。

　　上海的疫情不知何时结束，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又没有人能说清楚个中缘由。作为一个最普通的亲历者，我感动于身边这群自强而普通的人如何互相帮助。

　　上海依然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家人，朋友和理想。